首先,白銀主產(chǎn)地的南方諸“國”,大多強則不貢,弱則人賦。通過官府以“進奉”方式向北方輸送的白銀數(shù)量大為減少。如馬殷在梁貞明中(915-920年)封為楚王后,“自署官吏,征賦不供”,“貢奉朝廷不過茶數(shù)萬斤而已。”而高季興在后唐同光
與上述生產(chǎn)領(lǐng)域的變化相關(guān)聯(lián),五代民間白銀使用的普及程度卻不低,商品化進程未中斷。唐哀帝時(905一907年),“梁有龍駿、神威、拱哀等軍,……每人一愷仗,費數(shù)十萬,裝以組繡,飾以金銀,人望畏之。”從官府賞賜白銀來看,五代時較多賞及兵士,且民間葬事用銀十分興盛,以至后唐天成元年(926年)、二年(927年)、長興二年(931年)先后三次反復(fù)申明官僚及庶民葬事用銀的禁令。
由于五代官府掌握的白銀不多,而民間使用普及,后唐時官府面臨著白銀供求的巨大壓力。
與五代所轄的北方相比,南方白銀生產(chǎn)情況差異較大。前后蜀轄地銀產(chǎn)向來很少,但唐代君王兩次人蜀,“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”,帶人了不少白銀,晚唐及五代中原也對守蜀將帥有賜銀。不僅如此,西蜀在晚唐是絲織品、茶葉、紙張等的主產(chǎn)地,大量商品的輸出,換回了不少白銀。前后蜀的白銀使用同樣廣泛,且其商品率更高。后唐滅前蜀時魏王李繼岌
只掠到了金銀22萬兩,可是郭祟韜父子主要是接收蜀人的進納,卻收到白銀50多萬兩。蜀中權(quán)貴私有的白銀遠(yuǎn)比后蜀官庫中的為多。而王宗弼“令派親信搜取內(nèi)庫金帛,全部搬回家中,又是一次規(guī)模不小的化公為私。從出土的前蜀王建墓中的銀器來看,其制造工藝水平極高,不像普通的民間通用的商品,或當(dāng)?shù)毓贍I作坊的產(chǎn)品。但同時西川有不少制作銀釵銀釧的民間金銀匠人,市場上白銀廣為流通。如章全益不僅以銀字寫(法華經(jīng)),且在成都“胃丹得錢,數(shù)及兩金,即刻一像”。“人謂有黃白之術(shù)。嘗言于道友曰:點水銀一兩,止一兩銀價。若丸作三百粒,每粒百錢,乃三十千矣。其利溥哉。”從中不難看出,其所謂黃白術(shù)乃是點化水銀之術(shù),其供佛之道是將水銀合作藥丸出售為錢,然后買銀寫經(jīng)、造佛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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